2014年3月19日，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环境综合研究所，记者听到科研人员说，在晴朗的日子里，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100公里外的富士山。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溢于言表。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川崎曾经是日本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年密集的冶炼厂、石化厂排放大量废气、废水和粉尘，使得这里的天和海都发红。
1970年，川崎市与市内39个工厂签订《关于防止大气污染的协定》，这些协定的治理标准比国家法律更高，强化了发生源对策。川崎市以这些工厂中硫氧化物分配量在5m3N以下的5家工厂以外的42家工厂为对象，设置了污染源遥测器，强化了硫氧化物的监测。公害监视中心通过在市内设置的18个监测站，连续监视大气环境的污染状况。另外，以大型工厂为对象，通过发生源大气自动监视系统施行自动监视。这些监测到的环境数据，市政府通过电视台、互联网、市政府企业网和市政府内的大气环境监测仪，广泛向社会公布，保证市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参与权，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
当地企业开发了各种防止公害技术和专门技术，符合严格排放的标准。在企业内部培育了持有防止公害相关资格的技术人员，奠定公害对策的技术基础。对发生污染的物质，企业采用“末端处理”技术：采用除尘装置、脱硫装置和脱硝装置去除废气中的污染物质;提高重油脱硫处理能力;对于火力发电等的燃料，从重油转换为不含硫的液化天然气;开发和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改进制造工艺本身，在实现环境改善的同时，开发经济性优异的新型环保技术;采用节能技术实现了有效燃烧。
1972年，川崎市公布了重新修改后的《川崎市公害防止条例》，采取总量规定的办法，建成公害监视中心，并与8家工厂签订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为：制定防治大气污染计划，处理大气污染紧急情况，定期制作燃料使用量及其硫磺含量等的报告。1976年，川崎市再次领全国风气之先，制定和颁布了《川崎市环境影响评估条例》。
通过总量控制，川崎的大气污染有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行之有效的方式也被称为“川崎方式”，在全日本推广。总量控制的思路是：市政府独立设定必要的排放总量，再根据这一目标值设定各地区的排放量;对各地区的排放量设定，为获得科学性依据，将污染源位置以及排放量等污染源信息与气象模型化，通过大气扩散模拟试验，应用环境浓度进行推算。1974年，川崎市实行硫氧化物以及粉尘总量排放基准。1978年，实行氮氧化物总量排放基准。从2000年起，作为粉尘的代替，实行粒子状物质的一揽子总量控制基准。
1997年，川崎市提出了以临海地区(约2800公顷)为对象的“川崎生态城规划”，作为日本首个生态城地区获得了政府的批准。2001年，川崎提出“国际环境特别区”构想后，川崎市规划的“零排放工业园区”、“零废弃物工业园区”等都得到国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市政府将该区域内原有的工厂迁走，再以“零排放”的目标召集有意愿的重工业企业迁入，重新建设利于环保和循环再利用的基础设施和厂房。
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垃圾量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加，逼近了焚烧处理能力的极限，川崎市于1990年发出《垃圾紧急事态宣言》，为推进垃圾减量和回收利用，采取了各种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川崎市建立了垃圾的每日收集、全量焚烧系统，成为垃圾处理先进城市。从2009年开始，政府希望市民每人每天排出的垃圾减少50克，垃圾焚烧总量每年削减8万吨，将废弃物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削减35%。这一号召得到市民的积极响应，连续几年都完成了任务。

2014年5月，在老百姓热议口罩、空气净化器等“雾霾经济”大幅提升日常支出时，雾霾正威胁着百姓健康。北京、天津、河北正为此焦灼地研究关停污染企业、转移和疏解污染产业。
梁天成，这个12岁的男孩因过敏体质，对十几种树木和花朵散发的气味过敏，雾霾频发更是令其上呼吸道“雪上加霜”。为此，妈妈为他重金购置“价值5位数”的进口室内空气净化器。据她估算，口罩钱每月将近100元，去一次医院奔着1000元，生病缺课再请老师补习又是好几百元。而购置进口空气净化器已花费1万多元，至少4层滤芯，每隔几个月就得更换。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国美、大中等电器城，近十几个柜台有空气净化器出售，从国产的1000多元到进口的1万多元，价格相差巨大。现场销售人员称，进口净化器的原产国标准严格，检测项目上百种，万元以上的产品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放心首选。有分析预计，我国空气净化市场年需求量有800亿元的规模。
“雾霾经济”蓬勃的背后是健康威胁。“孩子从小就爱生病，几乎九成都跟呼吸道有关，上学后每学期病四五次，去医院雾化是家常便饭。”梁天成的妈妈说，在家开空气净化器，出门天不蓝就戴口罩，上学带胖大海、罗汉果泡水，缓解喉咙不适。
诺基亚手机研发高级副总裁德克，是1998年诺基亚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后第一个来京工作的全球研发高级副总裁，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说，不想让家人健康受到影响，决定任期结束后离开北京，招聘高级研发专家时，17个应聘者全部拒绝来北京，15人的理由是空气污染。
我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创造腾飞奇迹的同时，也付出环境退化的沉重代价。北京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教授张世秋对2013年1月受到雾霾影响的20个省市相关资料进行统计评估，结果显示1月的4次雾霾造成交通和健康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30亿元。
不少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结为人口红利的释放。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研究认为，延续人口红利释放期的途径无外乎“延迟退休”和“提高年轻人口素质”，“归根结底都是要有健康的身体、可承担正常强度的工作”。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志青说，环境造成的经济损失，许多是无形损失，很难完整、准确用数字量化。“如环境污染地区对企业和个人的吸引力降低，实则是降低国家和地区竞争力。”
环境污染隐形成本严重制约发展质量，雾霾正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敲响警钟。以钢铁行业为例，中钢协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曾形容“全球钢铁产量排名，中国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不仅反映河北钢铁业产量之巨，也表明中国扮演着为全世界炼钢的角色。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称，虽然中国钢铁行业产能10亿吨、产量7亿吨，但330万从业者辛苦换来的却是全行业亏损、收入锐减和严重污染。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难以实现“双赢”，只有将“环境承载力”作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先决约束条件，长期累积形成的“雾霾”才可能逐渐消散。